大胆地拥抱平行时代
作者按：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其对华政策多延续自特朗普政府，也曾多次明示或暗示要与中国脱钩断链，以此阻遏中国的发展和挑战；而后又说要搞小院高墙，精准狙击中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上的软肋；但是最近拜登政府又进一步转变了对华政策口径，开始强调自己并不真的想跟中国脱钩，只是想在对华经济关系中“控制一下风险”而已，并强调中国不能不接他们电话、不跟他们往来。美国民主党政府为何如此色厉而内荏、前倨而后恭？我认为是因为在上台两年半以来，拜登政府经过反复尝试，终于开始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他们自己的整体利益究竟有多么重要了。
众所周知，过去十几年来，我本人是国内最早明确预判中美关系即将质变的人之一，也是主张中国应主动对美有序脱钩的少数人之一。拜登时代，美国对华态度表面上有所软化，但我仍然坚持如下观点：破旧方能立新，只有先将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撕裂，才能有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为此，我将2021年出版的拙著取名为《平行与竞争》，并在将近1.6万字的长序中比较系统地阐明其中的逻辑。我知道我这样的观点暂时还难以为知识界的多数人，尤其是难为那些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并受益于此的朋友们所接受，因此今天特将此文再次发布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抛砖引玉，欢迎大家通过后台留言提出各种角度的批评，我将在数月后另外撰文回应。
正文：
所谓平行，是指2010年夏以来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与中国的“脱嵌”进程不断加速，愈益决绝，导致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分裂为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互动模式仍然有待建构和探索，一部分外围国家试图同时与两个核心保持往来，对此应采取排他性政策还是予以足够的宽容度？该以相对收益和零和博弈来构思竞争还是应该满足于自己绝对收益的最大化？双方的竞争重心会在产业和科技上还是在军事与安全上？那些在两大体系之间骑墙套利的第三方会受到何种对待？这些塑造21世纪中期基本面貌的重大时代性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中国的美好愿望，也不取决于美国的一意孤行，而取决于中国、美国以及若干重要的第三者之间多主体博弈之后找到的均衡解。
本文将系统地阐述我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勇敢地拥抱平行时代？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将走向何方？中国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
一、重回平行时代
当今世界的国力对比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两者同其它强国的差距正在拉大。如果分解到具体的国力指标来看，中美在许多指标上各擅胜长。有很多指标，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超越美国。比如制造业的增加值，商品和服务的总出口量，以该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的数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1]，汽车年销售量，智能手机产销量，互联网用户人数，线上经济B2C的规模，理工科大学生人数，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能源和资源的消费量，全球五百强企业的数量，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等塑造新一代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高铁，5G，数字货币技术等等。也有很多指标，仍然是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紧追其后。比如，GDP规模，互联网巨头的数量和市值，线上经济B2B的规模，独角兽企业数量，人工智能的论文和技术，全球排名靠前的一万所大学中的份额，高被引学者的分布，博士生人数，高被引论文与国际专利数量，公私部门研发总支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军费支出规模，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航母和隐形战机的数量，卫星导航系统，等等。上述各个指标都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而其它国家则（已经或者正在）与这两者拉开巨大差距。
当然，还有一些指标，美国排在第一，而中国连第二还没有排到。在这些指标上，某些经济体排在中国之前。比如，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英国），货币国际化份额（欧元、英镑、日元），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法国），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英国、俄罗斯），核弹头数量（俄罗斯），飞机、高级机床和芯片等高科技工业制成品（欧洲、日本）的设计生产能力，等等。
概括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国竞技场上，中国已经被世界上多数观察者视为同美国一个量级的全能选手，而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等玩家则是在个别指标上还能吃老本。中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硬件，而美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软件；中国以规模取胜，而美国在高质量领域仍然有优势；中国以增量追赶，而美国以存量见长；中美之间一旦脱钩，美国目前领先的那些指标也将出现坍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的那些指标，未来美国追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落后于美国的那些指标中，有许多可能在2035年之前陆续追赶上，比如GDP、财政开支、军费开支、高科技投入等等。
我们一贯希望出现多极化局面，但是世界的现实可能正在向双中心格局演进。我们过去所讨论的全球化，是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双中心格局的出现，使得原先的国内国际条件不复存在。
2011年夏，在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我过早地提醒大家“‘美式全球化’已经终结，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在凤凰卫视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我主张中国必须主动而有节奏地“去美国化”，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经历“一人辩全场”的场景。2016年之后，由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所奉行的政策仍然是与中国的“脱嵌”。
其实，读过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并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上一轮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间，当时是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优势共同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但是那也恰恰是中国持续衰落和贫穷化的时期。1914年至1945年，这30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仅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而且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称为“半球化”时代，也就是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阵营体系。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而东方阵营体系则衰落瓦解直至被前者吸收，进入了美国的独霸时代，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美国内部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背离，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机构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群体成为利益受损者，比如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名义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借助量化宽松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全球化退潮期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通常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全球化逆转将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型思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中国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发展起来”。全球经济体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开放本身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足，开放度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东亚发展道路中的开放，其主要价值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各自国内的改革，中国的国内改革也往往需要“以开放促改革”。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主要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假如沿着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国权势所塑造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能够实现？我认为那是缘木求鱼。
在印度神话中，世上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储备美元是有代价和限度的，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却可以是无穷的，与无穷相比，再大的一个绝对值其实都接近于零。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许多人夸大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结构性缺陷和增长天花板，更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给中华民族及其执政党带来的长期代价和政治安全风险。
我经常跟我那些信奉全球化的朋友说，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从中牟利，如同从一个高息揽存的庞氏骗局中投资获利一样。你贪图的是他付给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却是你的本金。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和平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大多数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2012年之前，融入美国体系仅30年，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某些人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如果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说社会的稳定了。每念及此，尽管我自己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分享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但内心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主动为“美帝”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从而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或者说“半球化时代”。在两个平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局部的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二、大国竞争的新格局
“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挟新教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之势崛起于大航海时代，跑马圈地控制了大洋航道和广大殖民地市场。之后，西方世界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了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历史性增长。这是西方为世界所做的贡献，也正是靠了这个“德”，他们才拥有了300年全球性帝国的统治地位，其中前200年中心在伦敦，后100年迁于北美华盛顿特区，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西汉、东汉或者北宋、南宋的关系。
但是，所有的系统都会熵增，所有的王朝都会衰老。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化的福音，还有人道灾难与惨重代价：贩卖黑奴与鸦片，杀戮北美与澳洲原住民，对印度次大陆的奴役和剥削，对欧洲大陆国家的离岸制衡，对伊斯兰世界的分而治之和狂轰滥炸。在上升期的帝国似乎无须为这些恶行承担代价，而一旦进入帝国尾声，则所有的负面后果和报复力量都会汇聚到一起，成为摧毁帝国基业的洪流。霸权周期的余波，仍然震颤着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大国，它也将随着平行时代的到来，掀起大国竞争中的大变局。
罗马式同盟的辐辏结构与格劳秀斯思想传统曾经使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竞争中一度领先，却也为自己埋下了盲目自信的伏笔，以至于竟没能发觉与收益对等的风险——就像孟德斯鸠看到了罗马辐辏体系开疆拓土、同化文明的无往不利，却没能看到霸权杠杆背后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险途。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曾与我探讨国际格局，他强调美国依靠的是阵营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单打独斗，它可以调动的是全球各地盟友的总体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土3.4亿人的能力。而我则回敬他说：“美国的盟友体系本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战略信用给自己的国力加了杠杆，而杠杆是有代价的，你们一旦未能兑现对某盟友的安全承诺，就会失去对其他盟友的战略信用，很可能会出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的局面，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杠杆断裂被强制平仓（Margin Call）的场景。一群中小国家跟着你们鼓噪，能够为你们壮声势，这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对抗风险大幅上升而输赢难测的时候，尤其是当动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绝对战争风险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它们就很难再相信你们能‘罩得住’了，因而你们也难以指望它们会愿意为你们火中取栗。因此，这个同盟体系的功能类似于给自己服用安慰剂和镇静剂，其作用就是让美国被虚假的信心所鼓励，走向大国决斗的大战略陷阱。”
而格劳秀斯思想传统在和康德思想传统斗争中的一时胜利——从古希腊和古波斯之间的斗争到20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冷战，使西方国家对制度改良不思进取，忽视了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的、与之对立的、带有鲜明大陆色彩的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也有其实践价值。格劳修斯思想传统下的个体价值本位，它在政治上表现为选举政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注重自下而上的自由选择；康德思想传统则蕴含着集体价值本位，它将社会或国家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主张个体应服从整体的需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动员。前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后者在战争和危机应对中更占上风。前者诉诸于人性中的贪婪趋利特质，通过因势利导的市场分工和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和整体福利提升；后者则诉诸人性中的避害本能以及集体主义认同意识，通过组织动员来激发一个群体的最大战斗力。在中国的春秋战国史上，这一对矛盾曾经表现为齐国与秦国之间的竞争：齐国管仲利用市场力量来实现和平崛起，而秦国商鞅变法则强调严刑峻法与耕战为本。最终，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果是秦国统一天下。
200年前，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英国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世界各国市场的大门，以此为基础在英国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对市场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我的朋友文一教授已经有过非常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论述）。全球化的幸运儿美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体系，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扩大和深化了全球开放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强势美元政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培育，美国国内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一市场对各类新奇而昂贵的商品的巨大胃口，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力量源泉，因为再昂贵的新奇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找到足够多的买家。
冷战中跟着美国走的国家和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搭上了科技创新的顺风车，但是那些游离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则相对贫穷和艰难。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每个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外围虽然会遭受来自中心的某种形式的剥削和压制，但是中心所汲取的一部分资源会转化为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然后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形式反哺到外围地区。换言之，外围国家之所以愿意跟你走，是因为你能不断地带领它们提升生产力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决定一个体系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提供持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而创新是高风险、高成本的事情，因而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之前奢谈创新，就如同要求少年儿童去干成年人的重体力活一样，他们既干不出成绩，也不利于身体发育成长。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中，或者说西方所能容忍的国际分工中，全球的研发类创新活动以前都集中在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或者准中心区域，包括美国、西北欧、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地，而外围国家负责中低端生产环节。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车间里的工作岗位，而西方的大部分年轻人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获得写字楼里的体面工作。而在这种分工中，外围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端人才其实在国内是无用武之地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如果想让自己的所学有所用的话，要么在数量大大缩减了的军工国企和科研机构中艰难度日，要么像印度和俄罗斯的优秀科技人才一样纷纷流向西方。
全球性大国对整个体系的贡献，除了体现在它的科技与知识创新能力外，还体现在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大市场，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全球性的分工与共享机制。所以，美国国内的大市场也成为美国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杠杆，因为世界各国都指望通过对美国的持续出口而获得美元这一世界性货币。当然，为了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从最大工业国变为最大消费国，储蓄率大大下降，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不断强化，中部白人的就业和产业成为牺牲品。也正因如此，后危机时代美国的市场开始逐渐转向封闭，先是搞排除中国的TPP，后是搞高关税政策，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阻碍WTO机制运行。美国原本是全球开放市场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如今正在变成一个反对者和搅局者。
后冷战时代，从军费开支来看，美国一家的军费是排在其后的五六个国家的军费之和。中国虽紧随其后，但即便是从宽口径计算，2020年的军费开支也仅仅是美国的40%。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停留在存量的绝对值比较，而是考察军费开支的重心和增长趋势，那么我们将获得大不一样的判断。
三十年来，美军的开支主要是维持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漫长而无用的战争，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国竞争做技术和装备上的准备。也许是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美军的采购体系似乎远比民政部门腐败：以单价2000多美元的价格采购舰艇上用的咖啡壶，或者频繁而无意义地调动军舰，以便让负责后勤的那位少将从菲律宾港口补给业务的承包商那里获得更多的雪茄和性贿赂。每年7000多亿的军费中也的确有一部分花在装备研发上，但是美国军事研发的焦点是如何在平叛作战中尽可能地减小己方的伤亡。众所周知，美军在1960年到1972年的第二次越战中之所以耻辱地败退，不是因为任何战役失败，而是因为美军的伤亡超出了美国民众愿意承担的限度，从而使其远征冒险失去国内政治基础。正因如此，美军在外征战的一线部队中，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非美国籍军人，他们冒险服役的动机主要是获得美国国籍。美军在阿富汗等地也有严重的消极避战行为，平时龟缩在巨型堡垒中，付费给当地的部落武装以求保护。这类现象让人不由得想起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蛮族化过程。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仅是装备的比拼，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包括将领和各级官兵的能力、士气和经验，也包括军队的组织模式、战略思想和后勤保障能力等。美军在后冷战时代的30年里一直在作战，似乎经验丰富，人员、装备和后勤之间磨合得都很好。但是在我看来，冷战后30年美军经历的6场以巨大的技术优势针对弱国、小国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在打仗，不如说是在打猎。打猎时，猎手基本无须担心猎物的反杀能力，实在不行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打仗与打猎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手可能拥有比你更长久的战争史、更高的智力和更准的枪法。美军习惯于对弱国、小国的侵略战争，这些经验在战争早期和战术层面上可能有帮助，但是也非常可能在战略层面形成致命的误导。
从美国财政开支结构来看，未来美国军费增长严重缺乏空间。二战以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其联邦财政开支的比例是持续萎缩的，这与大众媒体所宣称的“美帝”过度扩张或者穷兵黩武的说法相矛盾。“美帝”如果真的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体力不支，只需要放弃扩张、休养生息便可以恢复元气。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导致“美帝”体力不支的原因不是过度扩张，而是它的“内脏”上长了若干“恶性肿瘤”，持续地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身体能量，挤压了维持“帝国”运行所需的资源。世人皆知，长在美国身上的“肿瘤”是华尔街金融部门，它们盘踞在“美帝”的“脑部”，引发的金融泡沫和危机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数万亿美元。但是美国还长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更加致命的“肿瘤”，那就是美国的医疗—医保—医药系统。如果说华尔街带来的祸害是脉冲式的泡沫和危机的话，那么美国医疗—医保—医药系统使美国就像患上了慢性中毒：美国联邦财政开支中，这个系统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严重挤压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其科技优势和全球霸权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公私两大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上耗资如此之大，其产出却令人失望，因为美国人均寿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之一。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竞选捐赠的行业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恰好就是医疗、医药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才是华尔街，这并不令人惊讶。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这只是风格的切换而不是方向的扭转。他们进一步确认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组建全球性的反华同盟来对付中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制裁从“横扫一大片”变成所谓“小院高墙”，精准打击。一时之间，日本、欧盟和印度似乎都有所响应。这一态势，让有些朋友心里发慌，担心我们从此将被国际孤立，被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但是在我看来，大国竞争新格局来临，世界重新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既是历史运行的大势所趋，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内在需要。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擅长打压来自欧亚大陆的挑战者，法兰西、日耳曼、日本和俄罗斯等民族的兴衰故事构成了300年来世界史的主线。西方世界也曾经有多次机会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1949年之后的中国，遇到了奇妙的机缘：前30年学习了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后30年学习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从而成就了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通过学习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积贫积弱的中国突然间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在面对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苏联、越南等地缘战略对手的军事冲突中捷报频传，其中一部分战役堪称世界战略史上的经典案例。通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学习，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最大贸易国、最大债权国、最大消费市场。当然，这两种从外部习得的体制基因相互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排异反应，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30年的国内任务， 就是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向更高水平。以中庸之道调和苏联与美国的“阴阳二气”，由此实现苏联体制、美国体制、中国制度之间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的辩证关系。
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曾制定遏制中国的战略计划，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其转移了战略焦点；2011年前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曾制定了相当高明的TPP和重返东亚政策，试图用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把中国挤出东亚供应链，但是特朗普的突然胜选导致TPP功亏一篑，而中国作为反制手段所推出的RCEP、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则实现了后发先至。特朗普突然上台的背后，既有美国中部白人中产阶级的愤怒，又有外部势力的技术支持。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面对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兼第一大消费国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20年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在英美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是一个后来者，其对外经济政策最初以模仿亚洲邻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主。但是2013年以来，中国开始扬弃这种发展模式中的重商主义元素，表现在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低波动性政策已经悄然被均衡浮动汇率政策取代，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基本退出，外汇储备也不再增加。外资进入金融业的负面清单逐步清零，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在渐进放松。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从接近10%逐步回落到2%的水平，甚至出现了季度性逆差。上海进口博览会更是全球首创，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欢迎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市场开放原则的新的维护者。
从需求侧看，中国对国内进行了初步但却是实质性的财富再分配，让穷人获得更多财富。一方面，不少贪腐人员被绳之以法，与之有关的资本被破产清算；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面脱贫。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富人，所以这种再分配非常有利于扩大国内总需求。
未来一系列因素会进一步放大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速增长并以共同富裕的逻辑分配其成果；二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其驱动因素是中国相对于美国更快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三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容；四是电商向农村地区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这些因素都将使得中国的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35年至2050年之间的某个阶段，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将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之和。这样一种预测听起来很夸张，其实逻辑很简单：消费市场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类似劳动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将达到7亿人以上，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同类人口规模之和。正是因为中国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各个制造业领域逐步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积累，近年来我们的科技发明出现了井喷之势：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超过美国，高被引论文和国际专利的数量接近美国，深圳成为全球硬件创新中心，华为、阿里和国家电网等大企业名列全球创新企业前列。华为在产业赛道上的成功反超，使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无人区，因而不得不投入巨资去搞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但这并不否定它最初对美欧企业的逆向工程和模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反而恰恰说明一个后发企业在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其科研创新活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新世纪以来的大专院校扩招政策也正在结出果实。每年470万人左右的理工科毕业生规模，约等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理工类毕业生总人数，而且我们大专院校的教学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如此巨大规模的年轻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供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的工程师红利，有效提升中国可贸易品（包括制成品和一部分服务）的设计品质、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也会带来一大批有品位、挑剔的中产消费者。从各国工程师的横向比较来看，存量上美、欧、日仍然有优势，但增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工程师技能上，美、欧、日仍有优势，但数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后危机时代，中国互联网软硬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一大批中国顶尖人才不必再远渡重洋漂泊他国，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就可以找到专业对口、薪酬可观的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最近十多年中国的专利和创新产品才有后来居上之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增长，平行竞争的战略机遇逐渐向中国倾斜。在大国竞争拉开序幕之际，中方没有同盟杠杆的负担，而美方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这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结伴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的指导下，诞生了中朝“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边关系，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覆盖全球。未来一旦有必要，就“加杠杆”的空间而言，我们远远大于美国。
而美国让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站在了一起，却把日本和印度拉到了自己身边，这是美国在外交和大战略层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关于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角关系，冷战期间的战略家们有过许多思考和论述。以我本人的研究来看，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制胜关键不在于绝对力量，而在于“相对较小威胁”的结构性身份带来的安全与行动自由。过去50年间，美国有多位战略思想家都曾指出，未来决不应出现美国一家同时对付中俄两家的被动局面。但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傲慢和战略自大，竟然将中国、俄罗斯这两个有着宿怨的相邻大国逼成了“背靠背”的战略协作关系。大战略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傲慢的大国从自身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出发而不是从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出发，最终导致战略灾难，今天的美国正在犯同样的错误。
对于美国国运来说，日本和印度的加入有害无益。日本这个国家具有独特的忠诚精神：它永远忠诚于最强大的那个国家，因此在2035之后，随着中美国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可能成为触发美帝国体系“去杠杆”的关键变量。而印度的战略传统源自其谋略经典——考底利耶所著的《政事论》，其中的重要理念是利用别国之间的矛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向双方索取好处。因此，印度精英如此概括他们的对外政策：与印度打交道就如同剥洋葱，一层层地往里剥会让你觉得充满希望，令你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剥到最后是一无所有。金融常识告诉我们，未来美方面临巨大的反转风险，因为杠杆是有成本的，时间越长，盟友们向美国索取的“利息”就越多。当别国有意地针对其盟友体系中的弱者施加压力的时候，或者充分利用其盟友之间的矛盾的时候，美国需要支付的代价将远远超过其从盟友身上获得的好处。
《尚书》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天命思想”，精炼地说明了人心向背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一国之内如此，国际社会亦然，因为全球性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在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舞台和全球地缘格局中产生广泛影响。平行时代里，只有赢得全世界人心的国家，而不是拉着几个小跟班耀武扬威的国家，才能在这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以自强图发展，以斗争谋和平
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是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全方位竞争，如何应对这场大国竞争，需要我们坚定信心、转变思维、以“邻”为鉴。
首先，如果平行竞争的时代将持续30年，那么前15年我们应该主动强化参与竞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而后15年则应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并且注意给对手的生存留有余地。过去，中国社会中存在一些不自信的民众，这一方面是受某些别有用心的、崇美恐美的言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我们“不做大哥好多年”的不无关系。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人口，自明亡之后，已经有300多年没有为天下掌舵了。1911年清帝逊位之后中华大地陷入了事实上的割据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恢复了初步的统一和主权，但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阵营的中心，而是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位，多数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亦步亦趋地追随别人的方向。长久的边缘状态，使得这个国家的多数精英缺乏华夏祖先们所展示出来的那种自信和眼界。如今中华民族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和能力基础，现在差的就是与之匹配的自信、眼界和心胸，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年所说的“心之力”。所以，2035年之前，在表面上看中国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努力鼓起勇气，敢于直面竞争和风险。在我看来，竞争早期无须太多政策创新和战略上的另辟蹊径，而应充分借鉴美国、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只是我们的规模比他们更大，质量比他们更高，速度比他们更快，（由于后发优势而）犯的错比他们更少。正如我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一书的第一章中所详述的那样，过去500年大国权势的更替过程中，存在创新与扩散的辩证法。下一代的领导国家在取代上一代霸主的时候，基本都是先学会后者所创新的核心内容，但是能以5到10倍的规模将对方压倒或者边缘化。至于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如科技和文明创新，是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之后水到渠成的事情。而竞争后期，我们恰恰需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大国心态，因为我估计到2035年前后，中国的相对国力会经历一个加速爆发的过程，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则可能在内政、外交、经济、货币等各个方面经历连锁的“去杠杆”过程。假如事态真的如此发展，我们就需要再次喊出“太平洋足够宽广”的口号，展示出我们的胸襟与格局。历史上，在明帝国早期，明成祖对元朝残余势力鞑靼（阿鲁台部）等的清剿，导致破坏了北方草原的势力均衡，为瓦剌部落的崛起扫除了障碍，从而为之后的长期战略困境和明帝国的最终覆亡埋下了伏笔。我们要深刻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追求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一种“操之在我”的大国均衡与共生关系，而不是与其他所有人为敌的丛林状态，也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模式去改造别的国家，更不是击败对手时的酣畅淋漓。
其次，我们需要改变对货币与财富的认知，从贪婪而短视的重商主义中尽快走出来。什么是钱？只有把这个问题从底层逻辑上弄明白，一个体系的主导性国家才能做出恰当的顶层设计，以实现以我为主、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两大循环。1971年之前，钱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的生产成本是很昂贵的。因此在贵金属作为货币本位的时代，债权人拥有对债务人的约束性权力。但是1971年黄金非货币化之后，钱的源头成了大国的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相对地位被颠倒过来了。无锚货币时代下，本币债不是问题，反而是向别国征税的一个重要渠道。穷国积累的储备越来越多，富国的债务率越来越高，而后者并未受到来自债权国的任何约束，关键原因在于定价货币是债务人自己的货币。人欠欠人，你所挣到的钱一定是某个主体的负债。只要债务人不愿意增加债务，整个世界就挣不到钱，因而最后的债务人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一个体系主导性大国的成功，是让别的民族的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愿意将积累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兑换成该大国发行的信用货币，从而让别人的命运绑定在自己身上。如果是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时代，国家多攒点金银有其政策价值，毕竟金银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1971年之后的无锚货币时代，用自己的年轻人的劳动和生命（时间），用本土的资源和环境，去换取别国可以零成本无穷创造的货币，这种行为不是贪婪而是愚蠢，因为你积累的是别国的主权信用，那么积累得越多，你越是别国的附庸乃至殖民地。
假如中国是一个小国，不得不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那么为了便利，储备一些美欧国债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作为一个被美国确认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继续大规模储备美国国债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外汇储备不是黄金储备，它不是肌肉，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自身血脉不畅导致的水肿。我在很多场合呼吁过，中国应该扭转思维，将手中的外汇储备归零或者换成贵金属储备，并进而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务人，当然，我们债务的定价货币必须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欧元或者黄金。
贫穷带给人的伤害至少有两轮；第一轮是匮乏带来的痛苦；第二轮是心理上对匮乏的恐惧而导致行为的扭曲。有些人非理性地积攒金钱却给自己招来风险，许多国家在初步发展之后民众身材普遍发胖，其实都是曾经的匮乏感带来的第二轮伤害。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同理。沉迷于重商主义的财富错觉，将积攒金钱当作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这种曾经的匮乏感给国家带来的二次伤害的主要表现。
一旦愿意接受本币计价的适度财政赤字，一旦愿意放弃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一旦摆脱重商主义的贪愚给我们自己带来的约束，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就会呈现数倍的扩张。如何用好这种持续扩张的市场力量？我认为应该有意识地通过RCEP这类多边协定，将尽可能多的非美经济体纳入到以我为中心的贸易和投资轨道上来，确保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尽可能地向我们的高科技商品和资本开放。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场的开放通常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我们要想重点发展哪个领域，就要努力获得这个领域的全球市场准入权，而在一个开放性的市场体系中，这也意味着我们会主动或被动地放弃某些相对次要的可贸易品的生产。考虑到中国规模巨大而又快速老龄化的特殊人口国情，考虑到我们“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我们迟早会放弃许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的产业。如果逆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行事，我们不仅会浪费巨量的财政资源和机会成本，而且还会自断生路：跟你走的那些国家无法从与你的关系中获得好处，即便他们由于政治或者安全的原因而不得不停留在你的体系中，他们也无法消费你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因为你不愿意留一点生意给他们做。有一些朋友缺乏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市场原理的理解，凭着朴素的感情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中国的企业家足够努力，只要中国政府给的政策足够好，我们就能把高中低端产业通吃下来，让它们全部留在中国。这种思维，如同认为足够大力地向上拉拽自己的头发就可以原地飞升一般。
归根结底，中国与西方两个平行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比的是哪个体系的整体市场规模更大，哪个体系的内部分工更加充分，哪个体系的科技进步更快。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不是两个带头大哥之间的一对一决斗，而是两个球队之间的团队对抗赛。那些喜欢个人表演的独行侠球星，尽管自己在整个赛季打得非常辛苦也非常出色，但是所在的球队最终拿不到总冠军，原因就在于他并不理解团队竞争的含义，不知道如何带队。中国应该把引领整个体系技术进步的那些产业和核心技术抓在自己手中，而把其余部分留给那些购买我们高科技产品的国家去做。当然，对于中低端的制造业，我们不是一放了之，一送了之，而是要通过“主权在人，治权在我”的海外产业新城，将它们配置到世界各地去，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从而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外部市场搞得大大的，这就是我从2005年就已经提出的产业链编辑能力的应用。
最后，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比的是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的健康稳定。我们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中国国内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他国的教训，在治理中克服国内矛盾和结构性缺陷。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缺陷非常多，中国的学界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特殊的种族结构，他们自称为民族大熔炉，但其实是一个种族“沙拉盘”，各个组成部分仅仅是靠财富和意识形态的“沙拉酱”搅拌在一起而已，并未真的“熔”为一体。我认为将来真正会导致美国社会分裂的不是黑人群体，而是拉丁裔群体，因为后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宗教，而且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族群。美国两党各自的群众基础已经出现越来越泾渭分明的差异：共和党支持者基本都是白人，而民主党内有色人种唱主角。二是美国的金融、医疗等利益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的绑架和对联邦财政的吸血，导致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三是美国两党分别被一些大金主通过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政府网络所掌控，比如共和党背后的科赫兄弟以及民主党背后的索罗斯等人，这些人的操纵和博弈大大降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质量和政策输出的水平。四是处于历史高位的贫富分化和互联网媒体取代大众传媒的历史进程，使得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盛行，普通民众普遍坚信美国社会的精英在耍各种阴谋诡计来剥削自己，因此两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复杂化为四个派系之间的冲突：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民粹派，布什、切尼和麦康内尔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桑德斯等人领导的民主党民粹派，以及拜登和希拉里等人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许多人习惯于韬光养晦，这种策略在20世纪末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再相信自己画地为牢、消极防守就能岁月静好、安然无恙，那就未免太自以为是、太单边主义、太刻舟求剑了。我更主张软硬兼施、攻守兼备，放开手脚敢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因为历史反复地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斗争求和平，才能获得可持续的、体面的和平。
是为序。
注释[1] 关于中等收入和中产阶级的定义方式，学界有很多争论。我认为卡内基基金会的2015年的一项研究很有启发：凡是拥有家用汽车或者类似生活水平的，就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这个定义方法巧妙地避开了货币购买力的国家间差异和年份差异，具有较好的国际比较功能